综观世界各国解决这一问题，大多都是通过税收这个再分配工具，小平同志也曾讲过，就是要采取经济的、间接的税收手段，向富裕地区、富人多征收一些税收，支持贫困地区和穷人发展生产、提高生活。关键在于掌控好税收轻重这个“度”。使对富人征收的税负既遏止住收入过快增长引起贫富悬殊扩大，又不至于打击富人发展经济的经济性。

    到底应该如何解决收入分配不均问题，一直在困扰着决策层以及社会各界。而收入分配不均问题，无论哪个国家都不能漠视。它不但影响到低收入者生活水平的提高和改善甚至生存问题，而且，如果收入分配不公加剧，很可能影响社会稳定，甚至导致政局动荡。收入分配严重不公，从古到今，从国外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，都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，还是严重的政治问题。

    伟人邓小平同志对于贫富悬殊、两极分化曾经多次警告过。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，国民收入分配要使所有的人都得益，没有太富的人，也没有太穷的人，所以日子普遍好过（《争取整个中华民族的大团结》1986年《邓小平文选》P161～162）。共同致富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，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。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、大多数人穷，不是那个样子。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，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。如果搞两极分化，情况就不同了，民族矛盾、区域间矛盾、阶级矛盾都会发展，相应地中央和地方的矛盾也会发展，就可能出乱子（《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》1990年P364）。如果搞资本主义，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，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，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（《吸取历史经验，防止错误倾向》1987年P229）。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：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，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，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。如果富的愈来愈富，穷的愈来愈穷，两极分化就会产生，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。……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，在什么基础上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，要研究。可以设想，在

    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，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（《在武昌、深圳、珠海、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》1992年P373～374）。

    如何解决呢？社会上有两种认识：一是劫富济贫，二是使穷人收入增长超过富人，逐步缩小收入差距。林毅夫认为，“劫富济贫”不是好办法。“劫富济贫”，即：把富人的钱收到政府，然后分配给收入低的人，这样收入分配就平均了。林毅夫担心，如果直接从富人那边通过增加税收等方式，把钱变为政府财政收入，富人的钱政府是否真的能够收到，即便真能收到，富人还会有积极性赚钱吗？这样人们就不会创业，不会努力经营，经济发展速度就会放缓，能创造的就业机会就会越来越少。而穷人增加收入主要是靠就业，如果没有就业机会的话，这些低收入的人本身还是一个最大受害者。综观世界各国解决这一问题，大多都是通过税收这个再分配工具，小平同志也曾讲过，就是要采取经济的、间接的税收手段，向富裕地区、富人多征收一些税收，支持贫困地区和穷人发展生产、提高生活。关键在于掌控好税收轻重这个“度”。使对富人征收的税负既遏止住收入过快增长引起贫富悬殊扩大，又不至于打击富人发展经济的经济性。

    林毅夫还提出要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，吸收大量劳动力，使劳动力从供给和需求上发生变化，利用市场机制提高劳动力待遇，使穷人收入增长超过富人。但是，过分发展沿海地区劳动密集型产业，一定程度上将不利于产业升级，不利于新技术的推广运用，不利于自主创新。况且，发展技术密集型企业，是企业经营的需要，是企业降低成本的要求，也是与世界企业竞争、提高核心竞争力的需要。

    笔者认为，利用市场化手段，改变劳动力供求状况特别是改变目前劳动力相对过剩，导致穷人收入提高缓慢的状况，是缩小收入差距的一个有效途径。这需要拓展两个劳动力市场，巩固现有沿海劳动力市场。一个是劳务输出国外的市场，再一个是农村劳动力的广阔市场。农村生产方式落后，经济发展缓慢，农村劳动力务农与进城务工比价悬殊过大，导致农村留不住和不能消化大量劳动力，又使得城市劳动力富裕，导致供过于求使劳动力价格下降。如果农村土地集约经营发展起来，农场规模式的经营方式本身就可能消化一定劳动力，农村工业特别是农产品深加工企业发展后也可以消化一定劳动力，农村的各种养殖企业发展起来后也可以吸收大量劳动力。纯种粮的集约农业、深加工的农村企业、规模养殖的养殖企业发展、繁荣后，带动农村商品流通必然活跃，农村运输、修路、灌溉、农田水利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也可以消化一部分劳动力。农村本身消化大量劳动力后，农业也发展起来了，涌向城市、沿海的农村劳动力也减少了，城市、沿海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状况必然改变，劳动力价格必然提高，穷人收入增长必然快于富人，收入分配不均将会逐渐改变。（常亮）